笔记是古人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不仅数量众多，且其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可谓无所不包，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随着笔记丛书的大量出版，晚明笔记的相关研究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将笔记作为其他领域研究的辅助性材料，关于笔记的信息生成、记录书写、修改润饰等问题却一直缺乏有力的探讨。笔记成书研究的薄弱不仅直接影响到今人对于笔记材料性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笔记材料运用的盲目性。

　　笔记的信息生成

　　笔记的信息生成研究主要关注笔记作者所记录的文化信息是怎样一类群体，在怎样一种场合之下，以怎样一种方式最终生成的。

　　不妨以晚明颇具特色的“谈录类”笔记来说明。在晚明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笔记是通过谈话记录这一方式最终形成的。此类笔记的内容并非作者之独创，而是作者对“谈者”所谈内容的记录或改写。晚明“谈录类”笔记的“谈者”主要有三大群体：学者群体、仕宦群体、民间文人群体。

　　学者群体大都有着较长的博览群书、潜心著述阶段，如江应晓、吴炯、陈第等人，他们的知识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录类”笔记的内容重心。和“谈录类”笔记的形成密切相关的还有诸人游学谈学的经历。古人为学十分注重师友的砥砺发明，吴炯就曾感叹自己“无杨、谢之遇，师友无所发明，操行无所砥砺”。在任杭州推官以后，他才有机会“浪游武林”，参加缙绅聚会，最终将自己和他人的谈学之语加以记录，形成了《丛语》一书。

　　仕宦群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位较为显赫的达官贵人，如李言恭。李言恭虽非谈话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但其社会地位却对其他谈者形成了较强的凝聚作用。时人评价他“好文墨，招邀名流，折节寒素，词人游客，奔走如骛。”这便为各阶层的谈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还有一类文人，曾任知府、知州、知县，如王同道、易仿之、江盈科等。他们宦游一地，往往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奇事异物感到新鲜，而在与亲友的聚谈中，此类内容可以“新闻见”“资谈助”。由此，谈者与谈者、谈者与记录者通过口耳相传，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流动。

　　民间文人群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们的兴趣常在诗文书画、古玩赏鉴之间，且时常雅集聚会、结社赋诗、饮酒清谈，这也成为“谈录类”笔记信息得以生成的另一种文化土壤。

　　“谈录类”笔记的信息生成研究如此，其他类型的笔记也可采取类似的研究思路。对于“亲历类”笔记，作者的经历类型到底是什么？对于“抄录类”笔记，作者抄录背后的文化行为与文化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备科举还是备著述？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考察，才能对笔记的信息生成产生深入的理解。

　　笔记的记录书写

　　笔记的记录书写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问题：笔记作者的记录动机、笔记材料的取舍标准、笔记内容的记录方式与笔记文本的书写方式。

　　晚明笔记作者的记录动机主要有三种：一种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主张通过笔记对世道人心施加有益的影响；一种受古代博识传统的熏陶，期待通过笔记的记录达到博闻多识的文化境界；一种则将笔记视作消遣的工具，希望通过对谐谑、神怪等内容的记录产生一种娱乐性效果。

　　晚明笔记也形成了一定的材料取舍标准。整体而言，作者在记录中主要考虑以下三点：一是材料的真实性。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尽量选取天下之公是公非，而对源于个人好恶的讪谤之说采取舍弃的态度；作者尽量选取经过精心考量的材料论断，而对那些考核未确的内容采取舍弃的态度；作者尽量选取有确切依据的内容，而对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采取舍弃的态度。二是材料的稀缺性。在史料性笔记中，作者常强调所记材料为正史所不载；在辑录类笔记中，作者往往会说明自己在辑录主题、辑录范围上和前人的种种差异，这些都说明作者想要避开主流的文化体系，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范围里另寻天地。三是材料与作者关注点的相关性。记录者本身有着一定的个人经历、兴趣爱好，因此，对自身感兴趣的事物每见必录，对自己不关注的内容熟视无睹，也是人之常情。

　　在确定了记录对象之后，作者还需以一定的记录方式将其转化为文本。晚明笔记作者往往以赫蹏为书写载体，以巾箱、巾箧为储存工具，经历长时间的累积，最终形成一部笔记。赫蹏书写空间的有限、箱箧分类功能的缺乏，都对笔记短小、零散、杂乱的文本状貌产生了影响，并最终构成笔记与论著在著述体式上的分野。

　　当然，从书写角度而言，晚明笔记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比如，受史书论赞的影响，作者往往会在记录之后，保留一个集中发表个人意见的文本空间；在真实性的驱使下，作者常常在条目末尾说明记录的时间、地点、消息来源；在材料的排列中，作者一般遵循“相同而类”“相反而类”等原则。这些书写的具体形式和笔记的文化传统、学术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有摸清作者所遵循的文化传统、所秉承的学术思维，才能对笔记的书写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

　　笔记的修改润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笔记作者会对以前的记录加以修改润饰。在这一过程中，笔记初始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原因又如何？这正是笔记的修改润饰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

　　修改润饰研究必须落实到不同阶段的笔记文本方能展开，对于大多数笔记而言，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其最终面貌。王同轨的《耳谈》系列却不然，从万历丁酉至万历癸卯，由于作者的随得随增，先后出现了五卷本《耳谈》、十五卷本《耳谈》、五十四卷本的《耳谈类增》。在由《耳谈》发展为《耳谈类增》的过程中，许多条目的文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笔记的修改润饰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样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王同轨的修改润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记录层面。首先，王同轨常将《耳谈》成书后所阅所闻的同类事件附加在原有条目之上。类附一方面使原条目的内容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也有证明所记事件并非孤例意。其次，对于某些事件，作者后来得到了更为直接的材料或更加确切的信息，因此在《耳谈类增》中以新的内容对原有条目加以替换或改写。再次，在《耳谈类增》中，作者还对一些事件的背景作了更加充分的交代，使得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完整，达到了更好的叙事效果。

　　议论层面。从《耳谈》到《耳谈类增》，条目末尾的议论明显呈一种增加的态势，这说明作者对于之前听闻的奇闻逸事，不再流于一种简单的记录保存，而是希望通过有意识的反思，将故事的主题加以深化。这一变化和王同轨的身份转变有着密切联系：王同轨一开始写作《耳谈》，正处在待官时期，主要是以一种搜奇猎异的娱乐心态来记录奇闻逸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同轨逐渐成为仕宦阶层的一分子，此时王同轨更多感受到一种对于朝廷的责任，因此更加期待通过议论的改动将《耳谈》由一部猎异之书转变成一部有为之书。

　　表达层面。比如：对叙事漏洞进行弥补，从而让事件的逻辑更加无懈可击；加入细节与修饰性成分，使事件的叙述更加逼真动人；调整叙事先后、精简叙事文字、改善叙事逻辑，使得文本的可读性、趣味性都大大加强。这种种改变为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叙事技巧与文学色彩，实现了口述传闻由“口头”向“案头”的进一步转化。

　　总而言之，笔记研究不能只注重笔记材料的开发利用，还要充分还原笔记的成书环节与写作流程，从信息生成、记录书写、修改润饰等角度对笔记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样方能形成对笔记内容的精准认知。除此之外，还应将不同类型的笔记放到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复原笔记诞生的文化场合，探寻笔记生成所伴随的文化行为。这一思考虽由晚明笔记引发，但对其他时代的笔记研究也同样适用。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05日 13版）